臨近清明假期，很多人卻沒有出游的打算。由于今年清明假期恰逢周三，短短一天讓很多人直接放棄出門度假的想法。實際上，以往用調休湊一個小假期的做法也招致不少人的吐槽，相關話題經常沖上熱搜。因此，一直以來，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實現錯峰出游的呼聲不斷。

我國早在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中就確立了帶薪年休假法律制度。2008年，國務院頒布《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以國務院令的形式明確了職工帶薪年休假的權利。但長期以來，實踐中職工帶薪年休假的落實情況堪憂，尤其是制造業企業職工享受帶薪年休假的情況十分不理想，甚至淪為紙面上的權利。

我國正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需要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全面落實帶薪年休假。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王顯勇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加快修法進程，適時修訂《條例》，為帶薪年休假真正落地、保障勞動者權利提供法治保障。

多種因素導致帶薪年休假無法有效實現

人社部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有近半數的人沒有享受到帶薪年休假。按照在職職工工齡計算，我國人均帶薪年休假約為10天，而實際上人均享受帶薪年休假天數僅為6.29天，民營企業職工甚至不足4天，超過72%的民企職工未完整享受過年休假。

用人單位帶薪年休假的法定義務轉化成為替代性經濟補償義務，直接導致帶薪年休假無法實現。分析帶薪年休假落地難的原因，王顯勇認為這是主因之一。

按照《條例》，用人單位在沒有安排年休假或支付替代性經濟補償的情況下，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對逾期不改正的，除了勞動行政部門責令該用人單位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外，用人單位還應當按照年休假工資報酬的數額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然而這一規定在現實中卻有些變形。實踐中經常會有帶薪年休假與金錢補償畫等號的現象發生。考慮到企業效益、用工緊張等多種因素，一些用人單位算起了經濟賬，直接用補償金來代替給員工放假，而一些勞動者為了加班費，也愿意主動放棄帶薪年休假，替換成金錢補償。

此外，在王顯勇看來，行政介入勞動爭議的實施機制難以有效實現，也是導致帶薪年休假無法全面落實的重要原因。

按照規定，勞動行政部門通過勞動監察追究違法行為的法律后果。然而，單靠勞動監察并不能使帶薪年休假法律制度得到有效實施。王顯勇說，一方面，面對數量龐大的用人單位以及勞動法全域范圍內的各類違法行為，勞動監察往往力有不逮。另一方面，由于監察成本與訴訟風險都要由勞動行政部門承擔，這也很容易導致勞動行政部門在主觀上不愿意監察介入，希望勞動者通過勞動仲裁或訴訟予以解決。

發揮帶薪年休假作用帶動旅游市場發展

更好的休息是為了更好地工作。帶薪年休假不僅有助于維護勞動者的休息休假權利，還可以提高職工的生活品質。2022年全國總工會職工生活品質網絡專項調查數據顯示，有近六成的職工認為更多的休閑時間和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生活品質的主要體現，僅次于收入居第二位。

與此同時，錯峰休假也可以緩解節假日交通擁堵，進一步刺激旅游消費。有調查顯示，由于工作強度大，有76.31%的制造業企業職工希望利用休息休假時間旅游、閱讀、看展覽或看電影，并在未來增加文化休閑活動的支出。

201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將落實帶薪年休假作為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任務。2019年12月，國家發改委、人社部等9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改善節假日旅游出行環境促進旅游消費的實施意見》提出加大力度落實職工帶薪休假，推動錯峰出行。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完善節假日制度，全面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從微觀上看，落實帶薪休假可能影響企業的利益，但從宏觀上看，落實帶薪休假是帶動旅游復蘇、促進消費的重要手段，也是解決目前旅游高低峰明顯，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失衡的重要方法。文化和旅游部法治專家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文化和旅游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胡斌認為，目前，帶薪休假制度的頂層設計基本已經具備，關鍵在落實。他建議應當在制度上推動帶薪休假與獎勵旅游和福利旅游對接，適度解決企業的后顧之憂，并將企業落實帶薪休假的情況作為企業獎懲、信用、等級評定等的重要依據。同時，還應當推動帶薪休假內容寫入勞動格式合同，進入勞動集體協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都關注到了帶薪年休假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無錫拈花灣文化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國平提出，把帶薪休假制度真正落到實處，從根本上解決淡旺季平衡問題，讓旺季的游客滿意度能夠得到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江廣平在《關于讓帶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實落地的提案》中建議，強制實施帶薪年休假相關政策，完善企業違反法律責任的規定，強化對企業年休假執行的約束，非特殊情況禁止企業協議取消職工年休假，對企業確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職工年休假的情形作出明文規定。同時，他建議增加違法成本，適度提高對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標準。加大勞動監察部門的追責力度，注重發揮工會組織的監督職能，依法及時懲處違反職工帶薪年休假規定的企業和企業負責人，并要求限期整改，切實維護好職工休息休假權益。

建議適時修訂《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

用人單位之所以要給予勞動者一定時日的帶薪年休假，是因為年休假是勞動者能夠過‘普通人應有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勞動條件，以維持勞動者之最低生活水準。 談及為何要給予勞動者法定天數的帶薪年休假，王顯勇指出，帶薪年休假已經超越勞資雙方的私人權益，進入社會公共利益的范疇，屬于勞動基準的范圍。

在他看來，全面落實帶薪年休假，必須要確立帶薪年休假必休原則，變革現行帶薪年休假制度模式，構建全面落實帶薪年休假的實施機制。

我國現行的帶薪年休假法律制度采用確權、設置替代性經濟補償義務再加行政介入勞動爭議的制度模式。這種模式下，無論是用人單位違法未能履行法定義務，還是依法履行法定義務，帶薪年休假可能都無法有效實現。王顯勇說。鑒于此，他建議適時修訂《條例》，通過修法建立多元綜合機制帶薪年休假權的實施機制。

對于修法重點，王顯勇指出，其一，明確帶薪年休假具有勞動基準與債權請求權的雙重屬性。帶薪年休假基準是用人單位對國家所負擔的強制性公法義務。實行帶薪年休假必休原則，建立帶薪年休假基準的行政執法實施機制。其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帶薪年休假爭議回歸勞動爭議，包括請求實際休假的年休假爭議、請求支付年休假工資的年休假爭議、請求支付替代性金錢補償的年休假爭議。其三，法律可授權勞動行政部門通過行政調解的方式介入帶薪年休假爭議。其四，工會通過代表機制和法律監督機制幫助勞動者實現帶薪年休假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