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首先，農村男性婚姻成本的四要素近40年來漲幅較大，總金額增速遠超農村女性婚姻成本(主要是嫁妝)、全國人均GDP與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11省農村男性的婚姻總成本均值是當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 男性為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擔方，婚姻總成本持續保持在女性的三倍左右。就婚姻成本四要素的構成來看，婚房花費已成為成婚的剛性需求，且占比最大，其金額遠遠超過彩禮花費，基本維持在五成至六成之間(彩禮占二至四成)。

其次，農村男性婚姻成本的地區差異顯著。東、中、西部地區的結婚總成本均值分別為8. 69 萬元、9.06萬元、7.30萬元，西部的婚姻總成本最低，這與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地區差異相匹配。

但就彩禮在結婚總費用中的占比來看，西部占比最高。調查顯示，彩禮金額及其在結婚總費用中的占比分別為：東部2.27萬元(26.19%)、中部2.72萬元(30.02%)，西部2.80萬元(38.36%)。其中，甘肅省的“天價彩禮”問題尤為嚴重，彩禮均值高達4.41 萬元，占結婚總費用的52.88%。

就彩禮與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來看，依然是西部比值最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8》，2017年度東、中、西部的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68萬元、1.28萬元、1.08萬元，彩禮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在東、中、西部分別為1.35倍、2.13倍和2.59 倍。

作者指出，由此可見，彩禮對于東部農村居民而言尚可承受，在西部就成了“天價彩禮”，成為農村男性成婚的“攔路虎”，也是部分偏遠落后西部農村家庭“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的重要原因。

作者分析道，從各項婚姻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來看，表現出“西部重彩禮、東部重婚房”的特征。中西部農村男性“成婚難”最直觀的表現為“天價彩禮”——這是可婚配女性資源稀缺的“市場表現”。與此同時，受東部地區較高房價的影響，東部農村男性主要面臨較大的婚房購買壓力。

為娶城鎮女性，農村男性要付出更多結婚成本

該研究還發現，婚前外出務工男性的婚姻總成本約為婚前未外出務工男性的三倍，他們婚姻支付能力更強，更傾向于在家鄉縣城或更靠近縣城的地方購買婚房，更可能與異地且個人和家庭資源更好的女性婚配，均推高婚姻成本。與戶籍內通婚者相比，跨戶籍通婚(婚娶城鎮戶籍女性)顯著提高了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其婚姻成本是前者的兩倍。

對跨戶籍通婚成本高的原因，作者分析，由于農村戶籍和城市戶籍意味著巨大的社會資源差異，跨戶籍通婚的男性農民工需要支付更高的婚姻成本(主要是彩禮和婚房)來彌補自身的戶籍劣勢，從而實現戶籍階層的向上流動。

此外，該研究對農村男性婚姻成本進行了分類分析。

通過對11省數據的潛在剖面分析可識別出農村男性婚姻成本的潛在類型。該研究把中國農村男性婚姻成本主要分為四類:“偏重婚房型”的婚姻總成本均值最高，達到17萬元以上; 其次是“彩禮婚房并重型”，超過8萬元; 再次是“偏重彩禮型”; 最后是“混合型”的，其婚姻花費最低，兩萬多元。在各類型中，彩禮婚房并重型最為流行。城鎮化進程中婚房花費在婚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上升，且金額最高，是農村男性成婚最主要的經濟壓力源。

在微觀影響因素分析中，作者發現，跨戶籍婚姻會增加“偏重婚房型”的概率，進一步證明 跨戶籍婚姻對婚房的剛性需求。就地城鎮化群體(縣內務工)的婚姻總成本普遍低于異地城鎮化(縣外務工)群體，前者的婚姻成本類型多為“混合型”，后者的婚姻成本類型越有可能為“偏重彩禮型”。

在宏觀影響因素分析中，作者發現，戶籍地第三產業占比越高，當地農村男性婚姻成本類型更有可能為“偏重彩禮型”，人均GDP則與“彩禮婚房并重型”的可能成正比，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加，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類型更有可能是“混合型 ”。

作者分析，由于經濟較落后地區往往深受男權思想、祖輩責任倫理的影響，“偏重彩禮型”較多，如甘肅與陜西;城鎮化率較高、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能夠吸引更多農村男性流入并定居，增加了個體對婚房的剛性需求，婚房重要性凸顯，例如東部的山東省。

作者總結道，跨戶籍婚姻與異地城鎮化的農村男性承擔了更為沉重的成婚經濟負擔。

性別失衡、女性外流、物質化觀念等催生“天價彩禮”

農村“天價彩禮”是如何形成的?

對此，作者分析道，觀察我國農村彩禮的變遷可發現，彩禮伴隨社會發展經歷了形式貨幣化、內容豐富化、金額攀升較快的變化，這均與我國通婚圈狀況與社會經濟條件密切相關。

具體來看有兩方面。其一，男性婚姻擠壓與婚姻市場惡性競爭。作者指出，“天價彩禮”的成因多被歸咎于性別失衡導致的男性婚姻擠壓。婚姻市場中適婚男性絕對數量多于適婚女性會加劇男性對有限可婚配女性資源的競爭，使女性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女方彩禮“要價”逐漸攀升。

同時，人口遷移流動加劇了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男性的婚姻擠壓。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吸引了更多勞動力特別是適婚女性，使得流出地可婚配女性資源匱乏，這些地方的男性就會被動陷入婚姻市場的惡性競爭。大量農村青年來到城市，城鄉通婚圈得以融合，適婚青年有了更多 選擇，對潛在配偶的接受范圍不斷拓展、要求不斷提高，同時也卷入城市婚姻市場競爭，資源較差的農村男性劣勢地位加劇。

作者總結道，在婚姻擠壓與城鄉通婚圈融合導致競爭加劇的共同作用下，“天價彩禮”大多由貧困地區個人家庭條件較差的農村男性承擔。

其二，城鎮化、市場經濟與現代觀念的沖擊。作者指出，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在婚姻實踐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城鎮化進程中的資本下鄉使城市生活標準滲透進農村，因結婚產生的農村消費需求逐漸向城鎮生活標準靠近，如在城市購房、買汽車等。資本下鄉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催生了“物質化”的思想觀念，錯誤地將高價彩禮與“有 面子”畫上等號。

此外，作者也關注到，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圈子文化濃重的鄉村社會中，婚姻實踐極易受 到攀比、從眾心理的影響。有對華北農村的調查顯示，當地存在“上層示范、中層跟進、下層擠壓”的婚戀競爭格局，逐步推高了婚姻成本。

作者進一步提出，目前農村“天價彩禮”成因要綜合考慮，婚姻市場性別失衡、代際責任觀 念較重、市場經濟沖擊較大、女性人口流失嚴重等均是造成“天價彩禮”的重要因素。

從農村教育、地區經濟等根本問題出發破解“天價彩禮”

農村“天價彩禮”該如何治理?

作者指出，我國就農村地區“天價彩禮”問題的治理態度是明確的，治理內容經歷了逐步明晰的過程。2017年至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均強調，彩禮是提高農村家庭成本的陋俗，要引導群眾樹立抵制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意識、消除“好面子、人情債”等陳規陋習。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

作者還提到，現階段，農村地區的“天價彩禮”為農村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讓農民陷入持續性貧困或脫貧再返貧的困境，也會嚴重損害我國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果，成為阻礙鄉村振興、城鄉進一步融合發展，全體人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絆腳石。因此，堅決打擊“天價彩禮”，是保護農村家庭、新婚夫妻主體成婚權益，維護并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要舉措。

對于政策建議，作者提出，彩禮是中國婚姻習俗中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我們需要對這一傳統習俗給予尊重與承認，另一方面這也對政策制定的“溫度”與“力度”提出了更高、更精的要求。地方政府需明確辨別適當的彩禮實踐與“天價彩禮”的區別，實現對陳規陋習的精 準打擊與治理。

此外，作者建議，應加強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優質資源在城鄉間、區域間的合理配置， 促進中西部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避免跨省遷移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給生活帶來的壓力，緩解過高的彩禮費用給父輩造成的經濟負擔。如，加大中西部中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在靠近老家的中小城鎮生活下來，將有效降低其生活成本，從而大大降低彩禮費用。

作者特別建議，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與職業保障，積極推進中西部農村居民的教育投入，釋放人才紅利，是破解中西部“天價彩禮”、使正確的婚戀觀得以有效傳播并被廣泛接納 的有效途徑。研究表明，農村男性的高教育水平與高彩禮之間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應，而女方受教育程度越高，較高婚姻要價的動機越弱。

作者還就人口現狀提醒道，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難以快速轉變，須切實保護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通過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與支持力度，滿足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養老需求; 營造更寬松的社會環境，減輕對被迫未婚的大齡男性的社會排斥。

作者指出，伴隨教育與生產力發展，現代社會對不婚群體的包容度將繼續提升，不管這種不婚是被迫還是自愿，完善社會保障與社會支持政策才是解決其現實需求的合理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