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甜本來會說很多詞語，發作完一兩天都緩不過來，不太會說，也不太會走。夫妻倆輪班，一宿一宿熬著看體溫升了還是降了，隔一會兒就要量一次，后來改用體溫檢測裝置。

也因此，伍思嘉感覺“她現在干點啥我們都覺得可以了，畢竟當年也是ICU里面出入過的孩子”。

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嬰兒時期進出ICU的很多，還可能隨時面臨癱瘓、猝死。

數據顯示，國外17%的該病患者在20歲之前死亡，國內專家的調查數據為10%。癱瘓則關聯著基層急救及時度，但目前基層急救能力欠缺。

就在去年，一個和甜甜一樣大的孩子，沒有征兆和誘因開始癲癇發作，住了大概兩個星期的ICU沒救過來。“(孩子)媽媽說不知道該怎么面對以后的生活”。

還有一個來自山西、已經上了小學的孩子，發作前一天還能背出“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第二天出現癲癇狀態后，住了約一個月ICU后至今仍處癱瘓狀態。

用藥難背后的三個原因

兩歲之后，甜甜病情有所緩解，除了發燒時需要格外戒備，日常發作頻率變為每月一兩次，這讓夫妻倆開始有精力研究康復。

但平時絲毫不能松懈，比方不能吃撐，不能讓她過于興奮，要好好睡覺，不能便秘。如果稍有哪項不注意，比如因為高興給她吃了一塊巧克力，“就完蛋了”(注：因巧克力含咖啡因，易誘發癲癇發作，患者應盡量少吃)。

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需要服用常規抗癲癇藥物和癲癇持續發作時的急救藥物，但前者效果有限，后者國內則基本無藥上市，這成了困擾多數患兒家庭的難題。

就伍思嘉了解，隨著患兒成長，以及病情的反復、耐藥的發生，持續調整用藥的情況非常常見。不少家庭因而需要從國外代購藥物，不僅購藥難，費用高，還可能面臨斷藥風險和由此引發的戒斷反應。

伍思嘉給甜甜用的抗癲癇藥物是德巴金和托吡酯，醫保報銷后，每年醫藥費1000多元。

這是為數不多值得慶幸的一點，他們的用藥沒有經過大幅調整，也不算貴。

早在得知女兒確診Dravet綜合征后，夫婦倆將國內外論文文獻、治療指南、專家共識、藥物和臨床試驗網站基本看了個遍，發現歐美上市的治療藥物更多，用藥經驗也更豐富。

作為一種難治性癲癇，Dravet綜合征目前沒有特效藥。哪怕是已在國外上市、臨床數據很好的藥物，對于每一個個體來說，效果都不確定，需要一款一款地試。且這些藥物也只是用于緩解癥狀，如減緩發作頻率，而非治愈，沒有藥物能控制癲癇發作，疾病本身的機制問題也并沒有解決。

伍思嘉夫婦很早就聽說，這個病用藥到最后，病人會耐藥，因而，他們在用藥調整時小心謹慎。文獻顯示用藥后完全無發作的比例僅占10%，他們也下調了用藥目標，不追求無發作，而是接受一兩個月發作一次的頻率再用藥。

但他們也在留意其他的藥，為未來做好打算：一旦甜甜耐藥，國內沒藥可用，到時對國外藥的需求就比較迫切了，可能需要代購。

伍思嘉因此很關注藥物的引進，包括那會兒還沒引進國內的氯巴占。

2021年，一位母親為救患有罕見病的孩子代購氯巴占，卻被指涉嫌走私、販賣、運輸毒品一事曾引發輿論關注。彼時，氯巴占在國外是獲批上市、用于癲癇疾病治療的藥物，在國內卻屬于國家管制第二類精神藥品。氯巴占也是Dravet綜合征患兒常用藥之一，代購氯巴占也是這些家庭的日常，被騙、被扣藥的情況不少見。

前述代購涉毒案引發關注后，第二年9月，氯巴占作為臨床急需藥品臨時進口的原研藥，在北京協和醫院開出全國第一張處方，10月，首款國產氯巴占仿制藥也正式上市。但就伍思嘉了解，這兩條途徑尚未完全破解氯巴占的用藥難題。

她期盼，氯巴占采取的臨時進口和仿制藥等方式能在其他抗癲癇藥物上復制，讓患兒家庭有更多選擇。但據她了解，目前臨時引進政策在其他藥物上尚未走通，有少部分仿制藥正計劃國內上市。

和很多罕見病患者組織一樣，伍思嘉也嘗試通過個人和組織的力量引進藥物。

伍思嘉家的藥物器械都很多。

留意到臨床數據的有效率高，她從2018年起先后嘗試過聯系國外公司，引進芬氟拉明、大麻二酚、地西泮灌腸劑，但因屬二類精神藥品、含國家管制毒品成分、價格等原因先后未能實現引進。

伍思嘉還曾嘗試聯系引進咪達唑侖鼻噴霧劑，這是2018年8月左右上市的、市場上第一個能夠以鼻噴方式中止癲癇狀態的藥物。他們為此和生產該藥的歐洲公司多次溝通，對方也很有意愿進入中國，還派首席科學官來北京和他們見面。

交流中，伍思嘉提到當年哮喘的孩子，沒有辦法走進校園，后來有了緩解哮喘的藥物，他們的生命才不再受威脅，得以走進學校，希望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也能有這樣一個藥物，孩子們也能體面地走進學校、普遍地融入社會。聽完了翻譯的解釋翻譯，這位外國人也哽咽地說希望能達到這樣的結果。

但大約到了2019年底，伍思嘉了解到這款藥品已放棄進入中國。原因是，該藥在國外獲批了孤兒藥資格，適應癥是“癲癇持續狀態或連續多次發作”，而非Dravet綜合征，因而無法按121種罕見病目錄引進國內，也無法享受國家快速引進政策、免臨床上市。而如需在國內再進行臨床試驗，投入會激增。

伍思嘉覺得，企業的選擇反映出客觀存在的用藥挑戰。她將用藥難的深層原因歸結為三方面：一是用藥以二類精神藥品為主，屬國家管制藥品，其研發、銷售環節均受特殊管制，如研發上無法享受政策快速引進，銷售上也因明令禁售，只能去醫院拿藥，導致藥物更難可及。“罕見病的共性是被看見得不夠，而二類精神藥品的特性，加劇了Dravet綜合征的不被看見。”

二是罕見病用藥存在很多個性化問題，但現有政策對此缺乏靈活性，缺少有效的協調機制和溝通渠道。對照來看，國外考慮到了罕見病的特殊特點，會設置專門對接協調的辦公室。“國內有關部門不是不管，而是缺少協調統籌”，這種制度性原因也是比較大的挑戰。

最難的一方面在于，目前疾病本身的臨床經驗研究沒有系統梳理歸類，導致患兒家長存在用藥迷茫，并不知道哪些用藥才是精準用藥，“選藥時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用，過程其實挺痛苦的”。

“可能做不好，但不做不行”

伍思嘉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除了她和丈夫，還有他們的伙伴團隊卓蔚寶貝支持中心(下稱卓蔚)，伍思嘉是聯合發起人之一，那年她32歲，有一份全職工作。

為了孩子，這樣一位母親、這樣一群家長，在5年里做了那么多行動和嘗試，翻譯照護手冊、做科普直播、開發監測手環、嘗試引進藥物、邀請國內外專家舉辦研討會……

最開始，伍思嘉和丈夫設想的是以組織的形式輔助醫生，以了解癥狀何時出現，疾病怎么演變，哪些藥物有用等。但他們發現，很多患兒家庭疾病管理不佳，有的連基礎急救都沒搞清，“可能很多孩子都還沒來得及做更深一步的用藥分析，就在最開始的環節敗下陣來。”因此，他們轉而嘗試做一些患兒家庭支持。

2017年底，卓蔚的家長們發現一本很完整的英國照護手冊，包括介紹病情、共患病、急救醫療卡和可能的家人關系變化及如何相處等照護建議，不僅僅事關一種病本身，還包括與病相處的一種生活狀態。

她覺得這樣的內容很好，便發動一些家長一起翻譯。

手冊63頁13章，每章三四個小節，兩人翻譯一人審校。翻譯到第四章，因為覺得手冊內容可以和更多人分享，2018年中旬又開了公號，成為卓蔚的原型。

卓蔚如今的組織目標有三個：患者關愛、社會倡導和醫療協作，但最開始一點都不清晰，“想到啥就做啥，能做啥就做啥”。

醫療協作是伍思嘉和卓蔚的重點方向之一，她設想在治愈性藥物開發和可及藥物引進方面做一些努力。

罕見病的共性問題在于病人少，導致醫生因見得少更易漏誤診，新藥或療法的科研工作因樣本量不足難以產生進展，臨床試驗也因此成本過高，藥企沒有動力參與。因而往往需要患者家庭凝聚為組織，便于與各方合作，把疾病往治愈的方向推進，彼此也能互相慰藉。伍思嘉也希望借組織模式，不訴諸個人情緒，而是探索出醫療專業的解決途徑。

同樣作為罕見病患兒家長，相比此前引發輿論關注的在家制藥救子的一位父親，學醫出身的伍思嘉選擇了另一種“制藥救子”：她想更為扎實地把疾病研究清楚，做安全、有效、質量可控的治愈性藥物。在她看來，這位父親面對著更加迫切的生命需求，可能會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他們選擇這種“制藥”，是基于面對的狀況不一樣，對風險會更謹慎。

她認為，只有了解清楚疾病，才能判斷研發的藥物能起到的作用，“控制風險和獲益，一步一步漫長細致地做起來”。而因為有專業人士參與發起，卓蔚在各個病種的罕見病患者組織發展探索中，顯得有些不同。

不過，受限于艱難的制藥流程推動和有限的組織力量及經濟能力，如今卓蔚在醫療協作的定位更多在于助推，“不是喧賓奪主地代替醫生去做診療、代替企業去研發藥物，而是在他們做這些推動改變我們命運的事情的過程中，作為一個助力者的角色，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支持。”

在此期間，除了嘗試藥物引進、舉辦研討會，還包括招募患者、收集基礎信息等，并計劃今年和專家合作生存質量、自然病史、生命旅程等三個研究，“能草擬方案就草擬方案，能翻譯國外的文獻就翻譯文獻”，作為患者提供一些助力。

辦會期間，伍思嘉收獲了很多鼓舞、支持。作為患兒家長，她原本覺得挺孤獨，但和更多家庭溝通需求后，逐漸被他們的狀態感染，也“成長了很多”。

去年11月，首屆中國Dravet綜合征家庭與專家國際研討會在線上召開，由卓蔚和另一家機構主辦，希望國內外的專家能更多交流，且能傳遞到患者端，同時借此讓國際藥企了解到國內的患者群體和監管政策，吸引更多藥企和藥物進入國內。

發起會議的念頭始于去年6月，“當時想的也沒有現在這個規模”。伍思嘉稱，大會邀請到了四五十位演講嘉賓，包括12位國際專家和10余位國內專家，都是國內外非常關注Dravet綜合征的專家，需要團隊協調嘉賓上線時間和字幕實時翻譯等工作。

盡管辦會的艱難一言難盡，但伍思嘉感受到團隊的熱情、鼓舞、期待和力量。

伍思嘉覺得自己不太扛壓，“有一點追求完美，有點玻璃心”，感覺“崩潰得不行”，但好在有伙伴的支持。甜甜爸爸承擔了照顧孩子的工作，也幫她應對很多瑣碎的事務。團隊有一位兩個孩子的媽媽，由于丈夫出差，她要獨自帶著兩個孩子，每天聯系專家、審核PPT，臨近開會忙得只能給孩子點外賣……

她感覺，伙伴們對彼此都傳遞出溫柔的期待，雖不像公司那樣要求使命必達，但包容、理解和信念也可以轉化成力量，“你就覺得你也不能放棄，怎么著也咬牙堅持”。互相補臺、彼此協助，同伴的力量讓團隊奔向目標。

伍思嘉形容，因為有專業背景，自己更多扮演發動機的角色，有了方向，卓蔚小車想往前跑，需要伙伴們的同心協力，各有擅長的伙伴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給加油、給助力，“我覺得我們是挺棒的一個小團隊，少一個輪子這車都跑不了”。

如今，伍思嘉正在著手準備讀博，為自然病史研究作準備。自然病史研究、疾病負擔研究等等，對治愈性藥物研發很重要，國際上自然病史有關研究被很多罕見病列為優先級極高的研究角度，而國內目前相關指導原則剛剛結束公開征求意見。

早在甜甜生病后，她就一直希望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專業、在研究領域更進一步。但“這個病讓我們的生活好多事情變得不可控，現在狀態是上有老下有小，只是下定了決心而已，在找一些合適的機會，走一步看一步”。

目前，她已爭取到博士旁聽的機會，也計劃在接下來合作的研究中嘗試實踐研究參與。“如果我不去做，可能就沒有人去做了。可能做不好，但不做不行。”

跟訪期間，伍思嘉一度感慨，無論學醫還是從事相關工作，好像自己之前的一切狀態都是在為甜甜的病做準備。甜甜生病后，她更想通過工作做一些對女兒有意義的事，而現在也確實如此。

“未必能像專家那樣垂直下去，我的目標是解決問題，用連接讓這件事情發生一些更好的改變。”她說。

(為保護患者隱私，文中伍思嘉和甜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