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豆瓣小組“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近4000名網友在小組內分享自己的日常，他們有的像念安一樣，認為在全職陪伴父母的過程中療愈自己，也有人表示“家里沒錢怎么當全職孩子?”，還有人對成為全職兒女這件事感到期待和困惑。

他們更多的相同點在于，成為“全職兒女”的過程中，享受著父母提供的安穩生活，也面臨著雙重的焦慮：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經濟壓力，又有不知何時上岸的心理壓力，只能在其中尋找微妙的平衡。

40歲，她裸辭在家當“全職女兒”

成為“全職女兒”之前，念安在一家單位工作了15年。但在2022年崗位調整的時候，她被調去了新的部門：工作繁瑣，內容冗雜，專業性強，壓力大，24小時待機值班。

嘗試做了半年多，念安覺得自己不太能夠勝任，“別人都在休假或輪番值班，我卻需要每天工作，有一次甚至崩潰大哭。”加上在同一個單位長久工作下衍生的懈怠感，她萌生了辭職的想法。

40歲，從工作了十幾年的單位離開，需要很大的勇氣。從作出決定開始，念安每天都處于焦慮的狀態中：不斷做決定，再否定自己，繼而重復這個過程，心力交瘁。

父母心疼不已，主動提出，“要不就離職吧，我們養你。如果有更合適的工作，你再去上班，不想上班，就在家陪我們。”

在北方小鎮退休的父母，退休月薪加在一起近萬元，聽起來雖然不多，但很多年輕人月薪都不能過萬，甚至有些雙職工家庭月薪也勉強過萬。

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念安辭去工作，正式成為一名“全職女兒”：父母每月給她開4000元的工資，要求早上陪跳舞1個小時，上午陪買菜，偶爾陪逛街，負責處理家里所有跟電子相關的東西，以及晚上和父親一起做晚餐。

除此之外，每個月為家庭安排1-2次旅游，并兼職司機崗位，剩余的時間則由她自己進行支配。

聽起來滿滿當當，但事實上相對于大多數全職兒女充當“被規定工作內容的保姆角色”來說，念安的工作內容更多是陪伴和精神慰藉，她的父母身體健康，有著自己的日常愛好，并不需要她進行照顧，甚至會反過來照顧她，“媽媽會邀請我和她一起跳舞，邀請我共進晚餐，有時出去買很多菜和水果，還要特意跑到我家給我送過來。”

而念安要做的，無非是去媽媽家晚餐時帶一點小禮物。她負責打下手，父親則變著花樣做拿手菜，看著母女兩人狼吞虎咽，父親會倒上一盅白酒，半瞇著眼睛享受這天倫之樂，媽媽再聊聊過往的事情，興之所至時，可以聊上二三個小時。

剛從職場退下來的時候，念安還有些不適應，她總想再抓住些什么，于是主動去做副業，“最大程度地心理壓力來自想做副業多賺點錢”，但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時候就會非常輕松，她會放下手頭的事，刻意去融入全職女兒的職業中。

父母任勞任怨沉浸于愛她的感受，給了念安一種安全感：就算失去工作，也能舒舒服服、沒有任何壓力做她想做的事。

在念安看來，做全職兒女需要足夠的經濟底氣。工作的15年，她和父母買了房子買了車，還有了一定存款，家庭氛圍越來越好，和家中積蓄越來越多也有關系，沒有生存的壓力，父母又都有穩定的退休金。“如果不是因為有這樣的基本保障，我也不敢隨意辭職。”

在24歲等待一場上岸

最大的難題是交社保。

2022年6月，于悅失去了兩年應屆生的資格保留，作為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一個月近800元，一年就是接近1萬元，對于現在的她來說，這筆支出幾乎已經快要承擔不起了。

與念安一樣具備一定經濟能力再從職場上退出成為“全職女兒”的經歷不同，更多的年輕人與于悅的情況相似：豆瓣小組“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的討論區中，不少人在為靈活就業的社保繳納發愁——這幾乎是“全職兒女”面臨的一個普遍性困局。

在于悅的故事里，成為“全職女兒”更像是“被迫”的。2020年6月從一所985院校的管理專業畢業之后，于悅并未得到心儀的offer，彼時正是疫情的第一年，她深覺就業機會渺茫，加上同學不斷傳來上岸的好消息，于悅思索過后，收拾行囊回到湖南老家備考。

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全職女兒”。剛畢業回家備考時，她尚且沒有什么經濟壓力，絕大部分的時間以在家專心備考為主，生活被考公、考研、考各種各樣的證書填滿。

母親一開始是全力支持的，什么活也不讓她干，只讓她專心讀書。但眼看著一次又一次失敗后，他們沒有逼于悅再去考公，而是勸她，“找公司上班，國企私企都可以。”

但于悅鐵了心要繼續考，她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以應屆生身份進入“大廠”的機會，“每次面試都會被問到畢業的這幾年在做什么，別說是幾年了，現在的求職環境，哪怕你職業經歷空窗兩個月都有可能成為被刷下去的理由。”在她看來，考公是當下唯一的選擇，“只有公務員考試不會在乎你在家備考這段時間有多久。”

在職業規劃方面，于悅的目標清晰，態度堅定，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她并沒有“全職兒女”定義中那樣清晰的以勞動換取報酬。

母親并不會主動給她錢，她也羞于開口索要。在兩年應屆生資格保留期間，于悅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各種短期兼職和上門家教，以及生日和節日時，父母親朋的紅包，這些收入的大部分也都用于購買備考資料和支付考試報名的費用，“最難過的時候可能就是看到了一條非常非常喜歡的裙子，但我沒有錢去買。”

但“全職兒女”所帶來的壓力是她沒有想到的，從開始需要繳納社保，母親的抱怨就與日俱增，開始變得挑剔和苛刻，“她經常說想去旅游但不能去都是因為我，如果我說我可以自己管自己，就會說我在家白吃白喝沒有錢出去玩，讓我趕緊去找工作。”于悅聽得最多的就是，“你有本事不要我們管”，“你有本事自己掙錢”。

她最開始可能還會反駁一下，后面就聽著不說話，在“手心向上”的處境里，任何的反駁都是蒼白的。

于悅開始在備考間隙馬不停蹄的投簡歷，不停的刷新招聘軟件，但在外人看來光鮮的“985”學歷并沒有在求職過程中為她加持光環，她沒有收到合適的面試通知，母親的斥責幾乎成為常態，甚至在外人面前公開諷刺她，“甚至有一次在工人安裝熱水器時，她說有門手藝也很好，我們家這個讀了這么多書還不是沒工作。”

所幸在今年春天，于悅收到一個好消息，她選擇范圍內的一家公司發來了錄用通知，雖然并不是她喜歡的崗位，但算是在父母那邊有了一份交代，也能夠短暫緩解她的經濟壓力。

話筒里的她語氣很慢，但很堅定，“公考的年齡要求是35歲，我想我會一直考下去。”

“全職兒女”與“啃老”沒有明顯分界線

成為“全職兒子”之前，甄君子在大概接近一年的工作時間里，跳槽了四五家公司，最短的上午入職，下午就離職了。這段經歷讓他得出一個結論，“作為infp(MBTI16型人格測試中的一種)的我非常不適應職場氛圍。”

辭職后，甄君子原本準備繼續從事自由職業，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北漂”，但彼時疫情等復雜原因交織，兩個月之后他還是決定離開，先后去了大理、杭州、成都等地旅居，最后一站是大理。

年后，甄君子離開大理回到溫州老家，成為“全職兒子”。

父母很滿意兒子的決定——作為家里的幺子，甄君子的上頭有兩個學霸姐姐，往年他們只能在春節和兒子待上幾天，日常的親情連接都靠手機完成。兒子愿意回家簡直再好不過了，他們甚至不需要他做什么家務，只要每天陪在他們身邊就挺好。

但一點兒家務不做也不太現實。甄君子通常每天會做一到兩頓飯，再做一下家里的衛生打掃，當事情都完成之后，他就在房間里泡上一杯茶，打打游戲，再研究一下自己的副業，這些事情并不需要家人為其支付工資，甚至他偶爾會支付給父母生活費。

甄君子顯然享受這種狀態，周末一家團聚的幸福體驗讓他的精神生活富有了許多，“不用朝九晚五，不用加班，隨心所欲睡到自然醒。”偶爾會感覺有些無聊，這時候他一般選擇和姐姐出去吃個飯，玩一局劇本殺，“生活就會有趣很多。”

在甄君子的理解中，“全職兒女”也有自己的勞動付出，大部分只是在職場上太過疲倦，回到家中進行短暫的療愈。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是要付出一定勞動、聽取父母的要求，而不是一味擺爛。

“網絡上說，全職兒女就是好聽的啃老。”甄君子對此非常不認同，他認為更應該多思考大環境的問題，而不是將原因全部歸咎于個人，“全職兒女也有自己的勞動付出，大部分只是累了，想要靜靜。后面還是再回到職場的，沒必要把人逼那么緊。”

對于未來，他認為自己不會再進入職場，而是在旅居和全職兒女兩種形式之間反復穿插。

但在“全職兒女”逐漸普及化的當下，它的出現也更多是在網絡平臺，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全職兒女”與“啃老”之間并沒有過于明顯的分界線，“全職兒女”們也無法做到對每一份質疑都慢慢解釋，就像甄君子所言，“我會說我是自己創業。”

念安的社交生活中，沒有人會問及太多的隱私，她也不會主動談起，只有很好的朋友日常中會聊到很多，也都支持和贊同擁有自己的活法，但她也明白像她這樣的全職女兒還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還是會選擇在社會里成長、歷練，畢竟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共同成長。”

但她仍舊認為不排除這是個新興產業，就像全職媽媽、全職保姆差不多，有人提供錢，有人提供服務，有人愿意做，也有人不愿意做，只是一種工作方式而已，和其他的工作沒什么區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對此做出見解，他認為“全職兒女”的關鍵在于每個人的家庭經濟情況不同，自身的發展追求也不同，是一種個體的選擇。而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今后可能會有更多年輕人在權衡自己的工作、生活與家庭的需要之后，選擇做“全職兒女”。

“這也是當代年輕人工作與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一種體現，無需用所謂的主流成才觀對此抱以偏見，更不能歧視。” (說明：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本文配圖與文章內容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