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不清過去的、現在的望京哪個更好，“那是兩種不同形態的社會”。但他說：“但無論如何，我懷念過去那個時代的望京。”

那么，那個時代的人們呢?

我們找到了一群在望京的韓國人，聽他們聊了聊自己的2002年到2022年。二十年的漫長時間跨度里，他們先后來到望京生活、工作，每個人都見證、參與了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發展與變遷。

這些與望京產生深刻羈絆的韓國人，也講起了一直徘徊在心底的“去留”抉擇。從他們身上，能強烈地感知到：韓國人正在離開望京，望京也正在脫離韓國人。但這不只是一群韓國人異國漂泊、融合的故事，它也關乎我們的時代記憶、商業博弈、社會變遷，是每一個普通人對安身之地的憧憬與找尋。

褪色

在望京的一家韓餐廳里，泡菜、大醬、蘇子葉的香氣里混進了一股憂愁。

已經是第11通電話了。36歲的韓國人樸南巡按下接聽鍵，另一頭講起的又是店面的事兒。9月份，商場又對樸南巡的店鋪提出了新的施工要求，裝修費用也因此翻了一倍。

眼前，這個抱怨著的韓國女生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開餐廳的老板。樸南巡瘦小的個頭藏在一身黑T、黑褲里，頭頂著一束馬尾，見誰都是和和氣氣，好像永遠不會提高喉嚨，永遠不會說命令的語氣。她也不太像個韓國人，講起中文字正腔圓，講到中國歷史如數家珍，甚至可以詳細到陜西面條的起源——大概因為她念的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還一路念上了博士。

地理位置上，望京在北京的四環以外，五環以里，距離首都機場與天安門都差不多10公里。這片17.8平方公里的五邊形土地像一只風箏飄在城市的東北邊。大概有30萬人日夜穿梭在它鉆石型的道路上，出租車司機們因此常在望京迷路。有時，他們還會遇上“老外”——望京生活著8000多名外國人，大多都是韓國人。這是寫在北京朝陽區政府網站上2020年的數據。另一個在望京廣為流傳的版本是，這里韓國人最多的時候能達到7、8萬。

“不過，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兒了。”金成勛感慨道，他那雙凸起的大圓眼睛瞇了起來，整個人似乎都陷進了回憶。54歲的金成勛在望京美食城經營著一家名為“安客蔥雞”的炸雞店。自2000年后搬入望京，他就沒有離開過，算得上一個“老望京人”。

而他炸雞店所在的望京美食城，也絕對算得上望京的“老地標建筑”。不止一位采訪對象說起，他們都曾約朋友在美食城的一樓KFC前見面。但如今，KFC變成了一家串串店。就連美食城也在2017年從“韓式美食城”改名“望京美食城”。像名字一樣，美食城里的韓餐廳老板大多換成了朝鮮族，就連一樓的韓國超市也不例外。

這家超市和美食城一樣年長，開了十幾年。“韓國人以前占顧客的80%，現在就只剩20%。”店長阿冰說道。這家韓國超市原先售賣的品類有7000多種，包括糧油零食、生活用品，甚至還有文具。“文具店老板也是韓國人，只是后來走了。”阿冰說道。

金成勛的炸雞店就開在這家韓國超市對面。我見到他的那個下午，他的店里沒有一位客人。

炸雞店的生意并不好做。5月北京禁止堂食后，這家店的客流一直不好。或者說，早在7、8年前，當韓劇里的炸雞熱過去后，他的生意就開始下坡。金成勛的炸雞店有過幾次騰挪，最后一次，他和一家炸豬排店的韓國老板商量后合租下這家門店。四五十平米的店鋪一半賣炸雞，一半賣炸豬排，每月房租兩萬元。

那時，賺的錢交完租金，每人就只剩一萬元了。炸豬排店的老板選擇去了越南，而金成勛獨自租下了整個店鋪。他比炸豬排店老板幸運一些，至少，早些年他掙到過錢，還在這里買了房。

每個久居望京的人都能說出一些韓國人離開的故事。“以前開店的都是韓國人，如今美食城里的韓國老板只剩下兩三位了吧。”一位朝鮮族老板說道，他在這座美食城里開了十幾年的理發店。金成勛是他口中剩下的人之一，而在金成勛隔壁開連鎖烤肉店的鄭號錫，則是另一位。

32歲的鄭號錫出生在韓國，但他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在望京度過。大多數時候他就像在首爾一樣，在滿是韓國人的韓餐廳里吃飯，穿韓式的西裝校服去國際學校上課，和來自各個國家的孩子們一起玩耍，其中韓國朋友占大多數。甚至到了服兵役的年紀，也要回到韓國進入軍隊。不同的是，“我有自己一個人的房間，天天學中文有專門輔導老師，家里還有保姆，這些在韓國得是有錢人家才能有的待遇”。

鄭號錫已經是這家連鎖烤肉店的第二代老板了。他的父親幾年前從望京搬去順義，后來又說“想退休”，就從順義搬回韓國，十幾家烤肉店都留給了兒子。但90年出生的鄭號錫有自己的志向，他想做一個線上專營的運動服裝品牌。目前，這個創業計劃找到了一群韓國合伙人，正在首爾籌備。

“那你會離開望京嗎?”

鄭號錫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起自己的線上品牌“以后一定會進入中國”，但也透露，自己最近正在處理留在望京的房產。

那是7月的一天，我們坐在一家名為“咖啡陪你”的咖啡館里。咖啡陪你曾是韓國最大的咖啡連鎖企業，巔峰時全球的門店超過1200多家，其中600多家開在了中國。2018年，國產新式茶飲爭相開進各條街道時，咖啡陪你的在華合資企業則宣告了破產。也許得益于韓國顧客的光顧，望京的這家咖啡陪你從風暴中幸存了下來。

兩個月后，這家咖啡館就迎來了十周年店慶。可店慶的廣告牌還沒有撤走，酒吧老板Jason就在里頭規劃起了改造——這家咖啡館1/3的區域以后會將用來當作夜間酒吧。

咖啡店不遠處，望京西園3區大門邊，一家中原地產已經開了19年。店里資歷最久的業務員老楊說：“就連專門為韓國人辦業務的朝鮮族中介，這兩年也從四五家變成兩家了。他們過去客戶非常多，都不愁找。現在的話，新客戶特別少，只能吃老本。”

似乎一切都在默默昭示：韓國人正在離開望京，望京正在褪去韓國色彩。

“中國會有很好的未來”

金成勛如今54歲，他一半的時間都留在了中國。

他坐在自家空蕩的包間里，往不銹鋼杯子里沖了兩包產自韓國的麥馨咖啡，一邊喝著自己國家的咖啡，一邊講起自己28年的他鄉故事。

第一次來中國的時間是1994年，中韓建交的第三個年頭，他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語言班學中文。那時，大部分中國人對他的身份都充滿陌生與好奇，有出租車司機得知他來自韓國后，還會追問一句：“那你是朝鮮人?”

新奇的目光里也帶著善意。“當時每個中國人都對我很熱情。”金成勛笑了起來，圓眼睛瞇成了一條縫。他記得，1997年自己特意跑去香港看回歸儀式，但路上弄丟了護照，沒有住處，熱心的空姐就邀請他住進自己家。素昧平生，他就與空姐的爸爸睡一張床。

孤獨也是有的。剛在中國打拼時，他獨自租住在潘家園，一個月說不上幾句韓語。“那時打開電視，看得懂的只有《還珠格格》，說的話還比較現代。”

大多數時候，金成勛過著和一般北京市民差不多的日子——跑去王府井第一家麥當勞排隊;去國貿看獨一棟的中國大飯店;后來又在北京林業大學旁經營著韓餐廳。只不過，和別家餐廳不同，他生意奇好，一個月掙1萬人民幣，那些進店的女大學生們還總愛問他，“知不知道韓國組合NRG、H.O.T……”

直到他遇見望京。

金成勛第一次聽到望京兩個字大概是在2000年。一位韓國朋友說自己搬到了“望京新城”，給朋友溫居時，金成勛第一次在北京見到了20層以上的公寓樓。

“望京新城”，是當年不少韓國人所認知到的最早的、關于望京的“符號”。1997年前后，望京就作為北京市最大的一塊規劃住宅區，建起了望京新城101號樓，當時的開發商還邀請了200位韓國人入住。

這也是“望京”與“韓國人”建立聯結的開端。一篇研究“望京韓國城”的論文里寫道：“這些在望京置業的韓國業主，以求學者、投資創業者和在京服務于領事館、外資企業者居多。隨著‘望京新城’的建成和漸具規模，陸續有住在花家地和亞運村公寓的韓國人搬遷過去。口碑相傳，‘望京’在韓國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來越高，甚至很多沒來過北京的韓國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韓國人聚居最多的地區。2000年以后，大規模的韓國人來了。”

韓餐廳老板樸南巡在紙上畫過那時的望京，“除了幾棟比較現代化的公寓樓外，還有一片南湖農貿市場”。泡菜、韓餐、炒飯、刀削面、服裝，全在市場里一起賣，但無論哪家的小攤販都學會用韓語講價。而在農貿市場更遠一些的地方，望京仍是大片的菜地、玉米地——比如望京第一批住宅小區“花家地”，之所以得名，就是因為蓋房子之前，這里是一片花椒地。

“我相信中國會有很好的未來，但沒想到過會發展得這么快。”樸南巡說。2002年，還在念高二的樸南巡，第一次來到北京。她在北大留學生辦公室門口徘徊了30多天。“那時他們還沒有接觸過我這樣的留學生，年紀小、高中也沒畢業，很多手續不知道怎么辦理。”

學校對韓國面孔仍感生疏。上課時，中國同學們第一次聽到“樸南巡”三個字的時候發出了大笑。“怎么會有人叫南巡呢?”有人問，“我們一般說的都是‘鄧小平南巡講話’。”樸南巡對同學提到的歷史也是生疏的。

“來中國”是樸南巡父親的決定。1939年出生的樸父經歷過朝鮮戰爭，童年時會說著英語向過路的美軍討要巧克力。“也許就是因為這些經歷，他覺得學會外語和往外走是很有必要的。”樸南巡猜想。

樸父押注了中國，他喜歡中國的文化、歷史，家里的書架上擺滿了中國影片。樸南巡至今記得，家里放著由梁朝偉出演的58集電視劇《大運河》全套光碟，“媽媽看了好幾遍”。她的幼兒園是在釜山的華僑村里上的，中文從牙牙學語的時代就開始澆灌。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這個家庭看到了更多的未來。一年后，樸父對16歲的樸南巡說：“要好好在中國學習，不要太想家。”兩人約定每年只回一次家后，樸南巡便轉身上了來北京的飛機，一落地就是20年。

“中國的未來”幾乎是所有韓國人到來的理由。哪怕是中國入世10年后，來北京留學的金娜恩提到故事的開頭，說得也是“我爸爸當時覺得中國很有潛力”“他覺得來中國經濟會發展得很好。”甚至是2018年來中國的現代員工池昌浩，他聽說了很多韓國人在華創業成功的案例，在50歲的時候申請上了公司的海外派遣，帶著妻子、兒子、女兒舉家來到中國，住進了以韓國人多著稱的望京。

而金成勛，當年住的就是望京里韓國人最密集的小區“望京西園”，一個月房租在3000元上下。20年后，他經營的炸雞店幾經遷移，又回到這里，月租卻已經翻了四倍。

“地球村”

金成勛接著回憶著望京的這幾年，可腦海中的那個韓國小伙變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總是擺擺手對我說“記不得了”，他的語調一直溫和平淡，并保持著韓國人特有的輕聲細語。

不過，有些時刻，他又好像猛然清醒，眼里閃著亮光地講起故事。

2002年，對很多在望京的韓國人來說，是個極其特別的年份。這一年舉辦了韓日世界杯。那個夏天，韓國市民自發地為球隊應援，“紅魔”拉拉隊占領了整個首爾廣場。而在遙遠中國的望京各小區里，也會響起此起彼伏的歡呼聲。“當時有中國鄰居說，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韓國隊進球了。”金成勛大笑起來。

當年只有12歲的鄭號錫也一直記得韓國打入四強的那個夜晚。他和家人以及一群長輩，在二十一世紀的飯店里觀看了比賽。啤酒、吶喊、還有肆意慶祝的人群充斥著那個夜晚。席間，他認出，人群里還坐著韓國大明星安七炫。“但誰都不理他，那時大家嘴里喊的是另一個名字，著名球星安貞煥。”

幾乎所有的受訪對象，都用“熱鬧”形容十多年前的望京。

“我覺得，望京最早的夜生活就是我們帶來的。”金成勛一臉驕傲地說。繁華、熱鬧也帶來了飛漲的房價。《中國青年報》曾提到，2008年，“望京的房價已經從幾千元一平方米，漲到了1萬5左右，房租也創了新高”。

北京奧運會是另一個標志性節點。2008年，“北京歡迎你”唱遍大街小巷，望京也一樣。

“開奧運的時候，能明確地感到，早些年中國人對自己的好奇感已經消失了。”金成勛回憶道。那一年，因為奧運會，北京的道路寬闊了，一些樓房被修整一新，公交、地鐵抵達更多的地方，走在路上的面孔也來自世界各地。

作為奧運會志愿者，樸南巡在鳥巢場館外，見到了此生最多的人潮——“圍欄里滿滿的人，我這輩子沒見過這么多人。”

鄭號錫則作為奧運觀眾去看了一場棒球賽。他說，韓國人喜歡棒球，那天賽場邊坐了許多同胞。不知哪位大叔在觀眾席唱起了《阿里郎》，一撥接一撥人加入，一聲比一聲響亮，最后球場上空都飄蕩著這支朝鮮半島的民歌，“那個時刻我真的感覺到了，我和自己的國家在一起。”

同樣地，壞事也會把世界各國的人聯結在一起。

2008年，從美國開始引爆的金融危機，席卷到韓國，韓元貶值，也連累著在望京的韓國人們，他們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曾在2009年發表過一篇報道，講述韓元貶值下韓國人的離開。文章中寫道：“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許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韓國人租不起房子，望京房東掙不著錢，疼痛感從全球的大環境傳遞到每個普通人的神經末梢，就像冰點那期報道的標題一樣——《韓元咳嗽 望京感冒》。

這也是“同住地球村”的代價。

為了“融入中國社會”，樸南巡曾經歷過一段坎坷的學習生涯。她記得大學上的第一堂專業課，由于她不流暢的中文，老師讓她從教室離開，“你們不要過來上課了，你們先去學習語言”。她怨自己中文不夠好，不夠好到讓去表達自己。那個時候，由于兩個國家歷史、文化的不同，觀點的分歧往往在各種時候出現，但她都不與人爭辯，“不敢”。她也不理解周圍的同學，為什么那么專注念書，有的到大二都沒離開過校門，沒有去過頤和園、王府井。

奧運志愿者工作結束后，樸南巡選擇了回國。到了韓國，從機場回家的路上，看著窗外，她突然就后悔了，“韓國好小，好單一”“建筑不大、路也不寬”。對她來說，那不僅僅是肉眼可見的逼仄，而是一種見過廣闊世界后的不想回頭。

她決定回中國，她想理解中國。

黃金年代

央視紀錄片導演賈丁，也曾置身在中國人和韓國人兩個群體間，但他打破“不理解”只花了6個月。

2012年，中韓兩國建交20周年之際，賈丁接到臺里給的任務，“拍一部韓國人在中國生活的紀錄片”。這就是《望京》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沒有固定地點，也沒有固定主人公。

與賈丁一同發愁的還有韓國KBS電視臺的紀錄片導演們，他們同時也要拍一部中國人在韓國生活的紀錄片。兩撥人在北京相遇，聚在一起討論怎么拍片。一次交流會上，一家媒體記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7080樂隊。“完全沒有名氣，只說是一群7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長起來的韓國人”，但賈丁決定去見見。

在望京某個小區的地下室里，賈丁見到了7080樂隊的五位成員。

10年前很多事，賈丁都記不清了，他不記得那個地下室在哪個小區，也不太記得樂隊成員們的準確名字。但他清楚記得初次見到他們的場景。“那個地下室用隔音棉包成了排練廳，同時還是一家音樂培訓學校，學薩克斯、架子鼓的孩子進進出出。”“大家坐在一起，喝著咖啡、抽著煙就開始聊。我發現跟他們的聊天一點也沒有障礙，因為他們都會說中國話。”

樂手們排練起來，80年代的韓文歌旋律悠揚，盡管一句歌詞都沒聽懂，但賈丁覺得，那五張步入中年的面孔真摯又沉醉，“很打動我”。于是，紀錄片的主角就這樣敲定了。

賈丁也因此第一次關注了主角們所住的望京，“韓國城是我認為的那個時候的望京中心地帶，也應該是韓國人認為的”。

賈丁口中的韓國城是一家位于望京里的的兩層商鋪，外墻上掛著“韓國百貨 望京韓國城”的紅色大字，里面擠滿標寫了韓文的餐廳、理發店、蛋糕店、手機店。很多韓國人的第一臺智能手機就在韓國城里購入，比如樸南巡、金娜恩。而紀錄片主人公之一的樸圣鎬當時交了一位中國女友，她就在韓國城里銷售來自東大門市場的衣服。

幾乎每個采訪對象都對這座商場有自己的記憶。樸南巡記得自己在這里買下了一臺三星智能手機。樓里還有家名叫“阿姨家”的小菜店，賣得泡菜酸辣爽口，特別正宗，“老板娘還說自己上過KBS”。不到一分鐘，樸南巡就找出了當年的報道。金娜恩記得自己剛來留學不久，沒有朋友，認識的姐姐每個月都會領自己到韓國城來吃飯，地下一家韓餐廳讓她懷念至今，那是花30元，就能吃上炒年糕、湯飯自助的“家鄉味道”。

賈丁跟著主人公們去了韓國城，也去了南湖農貿市場、跆拳道館、漢語培訓學校……這些早已在城市變遷里從地圖上消失的地方。他在望京住下，真的生活了起來。“常常一天的拍攝結束后，我們就收起攝影機，與7080樂隊一起去聚餐、喝酒。”他印象中，韓國人愛喝二鍋頭。攝制組人還沒到齊，他們就一杯又一杯地喝到迷離。飯后大家還會去KTV，聽7080唱那些韓文老歌，薩克斯手樸圣稿興致很高，有時當面來一個一字馬。“我們都震驚了，這哥們太牛了。”

2012年仿佛又回到賈丁的眼前，他把與望京韓國人的那半年的相處形容成“拍紀錄片最好的狀態”。

“我沒覺得他們是韓國人，他們也不覺的我是中國人，大家沒有什么不同，無非是他們說話音調有點怪模怪樣。”他記得樂隊中有個女主唱，來中國八個月，漢語說得不好，“但她提到自己年輕時是校花，在校晚會上唱很好聽的歌，常有男孩子追她。她講起這些伴隨著不流利的漢語，卻是驕傲的神情。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完全一樣。”

韓國女生樸南巡則在走遍大半個中國后，才明白這種“一樣”。再次回到中國后，樸南巡繼續在北大考古專業念研究生。一有空就去旅行，去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也去四川、云南的小村子。走到新疆時，一個放羊的男孩問她：“你的中文為什么那么好?”她回答：“因為我在北大念書呀。”“我以后也想念北大，姐姐你要等我。”那一刻，男孩的眼睛像是蒙了層潮濕的薄膜。樸南巡突然想到自己埋頭苦讀，不愿出校門的同學，“很多中國人上北大是拼了命的，學習可能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

那是北京不能帶給她的感悟。距離新疆2700多公里外，LG、摩托羅拉、愛立信等跨國企業已經相繼在望京的各座大廈中建立自己的中國總部。一時間，望京聚集了北京65%的高收入人群和約1/3的外籍人士，成為當年亞洲最大的國際居住區。

鄭號錫記得童年時大人們都說“望京會是第二個西單”。成年后，他站在望京西園的高層里俯視未開發的用地，好奇“這些地得值多少錢”。

問題的答案在2010年終于揭曉。遠洋集團經過84輪角逐，以40.8億元拿下大望京村1號商業用地。僅僅過了兩天，保利集團又以50.4億元的高價圈下2號商業用地。而最后一塊3號商業用地則被綠地集團以25.8億元斬獲，其中綠地中心3號樓后來被阿里巴巴整棟買下，掛上了碩大的橙紅色logo，一直閃耀至今。

望京沒有成為傳言里的第二個西單，卻有望成為第二個CBD，并被正式寫入《北京市規劃委“十二五”規劃》中，定名為“大望京科技商務創新區”。

那是韓國人不熟悉的望京，帶著濃烈的中國商業氣息。互聯網黃金年代也從那一年開啟，阿里、美團、Uber、攜程都在這片土地上劃分著各自的勢力范圍，熊貓直播、A站、陌陌、小藍單車則在風頭正勁時入駐這里，標榜著自身新興經濟體的生命力。

中國互聯網的潮汐漲落對韓國女生金娜恩來說，既遙遠，也貼近。比如，她不知道曾駐扎過望京的每日優鮮，在今年7月的一個夜晚“原地解散”了。但她也直接感受過ofo的起落。和很多中國用戶一起，她還排在退99元押金的路上，“一打開手機，看到排隊人數顯示好多位數，連數都不想數就關上了”。

今年30歲的金娜恩過著最普通的韓國年輕人在華生活。2011年，她來到中國留學，先上語言班、再讀中文系，為了畢業，她蒙著頭狂背古文，成天泡在漢字里。順利畢業后，她進入望京一家韓國動漫公司當設計師。求職時，四年努力給了她回報，她可以和中國客戶溝通，做其他韓國設計師干不了的活兒。

不過，沒有前幾代韓國人的那種幸運，她的工資并不足以支撐2016年的望京房價。盡管當時她的工資已經過萬，但一間她看上的一居室月租就要7000元。“住不起，住不起。”金娜恩的聲音低沉下來。她是個性開朗的女生，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喜歡用瞪圓的雙眼表達震驚、不解和認同，聲音也跟著這些情緒起起伏伏。

韓國人在街邊，偶爾能感知到這種中國式理想里的狂熱。互聯網最熱鬧的那幾年，望京soho與合生麒麟社之間形成了“掃碼一條街”。金娜恩記得，幾十家小攤販在樹蔭下擺開，攤前就貼著二維碼，總有人扯著嗓子喊著“掃碼關注就能獲得紙巾、耳機。”金娜恩從不掃碼，但她也學會叫滴滴，騎ofo，并把它們歸類為“回韓國都會想念的中國技術”。

那些年，無論是玻璃幕墻后的中國互聯網人，還是陸續住進各小區的韓國人，每個人都浸泡在信心與希望里。

“家”

樸南巡算是最近一批搬入望京的韓國人。

2015年開始，她先跟著哥哥住在燕郊家里。燕郊曾經被許多韓國人看作第二個望京。韓國餐廳、韓國超市、便利店、電影院全被復制到小鎮上。房地產企業直接為韓國人量身打造了一個新的小區，取名“首爾甜城”。在望京租金漲到九千、一萬的時候，首爾甜城里的三居還在3800元一個月徘徊。燕郊又有大巴直達CBD商圈、中關村。出城、回家從來不是一件難事。

但燕郊終究成不了第二個望京，因為它沒有能夠趕上當年望京飛速發展那個時代。

與此同時，望京在這些年里，正逐步轉變為一個綜合型新城，韓國元素在逐漸褪去的同時，一批國內大型互聯網企業均選擇進駐望京——包括阿里、美團、陌陌、攜程、奇虎360等等，背靠豐富的住宅產品，完善的商業配套，望京已經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

還是有韓國人繼續看好未來的發展，選擇留在望京。2021年4月，樸南巡搬進望京，開了一家地道的韓餐廳。北大15年的考古專業被拋下了。原因有很多，比如一個外國人在中國考古隊里的尷尬，比如作為領隊的壓力讓她不斷掉發，“但至少我給大家做菜時是開心的”。

樸南巡把餐廳開在望京的一個原因是，其他商圈地區的招商經理不能接受一家不知名的新韓餐品牌入駐。就連五道口也因為韓國留學生減少，韓餐廳不再有吸引力，而拒絕了樸南巡的加盟。

樸南巡最初聯系上招商經理時，對方說：“前面還有好幾店排著隊呢。”但他后來又說：“望京以韓餐廳為代表，前陣子我們商場已經關了兩三家，還是得有。”

這差一點成為了樸南巡餐廳的命運。一年多時間，她的餐廳一共關了三回。今年最難的時候，一天流水只有194元，只來了兩撥客人。樸南巡總是坐在店里，盯著空蕩蕩的商場發呆。到了夜晚，她根本睡不著，只能研究菜譜，計算成本，聽著望京半夜里突然響徹天空的喊叫，還有汽車摩擦著路面的聲響。想著，聽著，天就亮了。

直到一些隔離在家的韓國居民們打來電話，說要訂團餐，樸南巡賣出了平日70%的營業額，終于得以渡過經營難關。但失眠的問題一種延續到現在，“我們餐廳還在回本階段。”

盡管熱鬧的生意肉眼可見，一些機場、商場已經給樸南巡打來邀請電話，但她知道，在不確定的時候，做什么決定都要小心翼翼。

兩條街外，望京美食城里的炸雞店老板金成勛也想做一些決定。

他想回國了。他快三年沒有回家了，講到故鄉韓國，那雙凸起的大圓眼睛變紅了。金成勛設想過，如果離開望京，回了韓國，就在濟州島開個小餐廳。他的很多朋友已經搬去濟州島生活了。

“那也開韓餐廳嗎?”

“對啊，濟州島不是也有很多游客嗎?”

“但現在游客應該也少很多了吧。”“也是，也是，那還是留在這里吧。”金成勛笑了笑，眼睛卻沒有瞇成縫。

金成勛講起那個去了越南的炸豬排店老板。“他在越南也沒掙到錢，那里的房子沒漲幾年就賣不出去了。最后就回了韓國，還是開韓餐廳，也不知道干得怎樣。”

金成勛的妻子是中國人，作為跨文化家庭，他的兒子正在望京的國際學校讀初三，女兒則在一所中國學校念高三。這是金成勛作為父親，留在望京的唯一理由——因為外國人身份，他的孩子在高考時都比大多數本國學生會更輕松些，“為了孩子我也應該留在中國”。

如果回家的話，你會想做什么事呢?

“那可太多了，要全部說完，今晚你可回不了家。”同樣三年沒回家的金娜恩聊起來卻像個許愿的小孩。她眨著眼睛，笑意盈盈地說：“要說起來的話， 第一個是見家人和朋友，無條件的好嘛。 第二個是去餐廳吃地道的韓餐，第三去家門口便利店，吃一堆不營養的膨化食品，第四去韓國CGV電影院，第五去韓國的Hot Place，比如新沙洞、圣水洞、漢江等地方打卡、購物，還要去美容室，頭發也要剪嘛 ，還有去OLIVE YOUNG,在打折季買一堆化妝品,然后還會進行健康檢查……”這份“回家必做”的心愿清單，她目前寫到了30個。

“我真的好想回家啊。”有一天，金娜恩看了一檔《Seoul Check-In》韓國綜藝，歌手李孝利與朋友們回憶過往，屏幕上出現了幾幀畫面是舊時的漢江、江南(韓國地名)。金娜恩的眼淚突然止不住地掉了下來。

無論在哪里，鄉愁都是所有異鄉人面臨的共同命題。

但她沒想過一走了之式的離開。“留在中國還有很多好處。這里不用太在意別人，非常舒適，非常自在，可以直接在路邊吃著串子，不用太在意人與人之間的上下級……”“我在這里生活了10多年 ，和這里一起度過了我20多歲的光景，這里仍是一個讓人迷戀的地方。”金娜恩也講述著自己對北京的眷戀。

晚上10點30分，望京的街道上流淌著霓虹燈光，車隊從橫七豎八的道路拐向城市的各個方向。望京之名，取自“瞭望北京”之意。這個名字的最開始，昭示了這片區域與北京城中心的一種距離感。而如今，它卻真正成為了北京繁華的一部分。出租車司機們感慨著：“北京最容易堵車的地方，一個國貿，一個西二旗，另一個就是望京。”

站在望京繁忙的路口，娜恩與我作別，和同伴商量著去處，可能是去樸南巡開的那家韓餐廳，也可能是去金成勛、鄭號錫所在的望京美食城。盡管選擇在慢慢變少，但這里依然是韓國元素最多的城市一隅。

在望京西園、大西洋新城、華鼎世家等小區里，還掛著許多陳舊的韓文招牌，房產中介、民宿、餐廳、洗衣店……小區里總有家超市貨架上還擺放著農心、三養這樣的韓國拉面，以及初飲初樂、真露這樣的韓國燒酒。超市里的售貨員們也保留本能，見人先說“安寧哈賽呦(?????,韓語你好)”，就連小區路邊愛護花草的路牌上也尚留著韓語。只是出了小區大門，從更廣闊的世界涌來的喧鬧聲，大多仍是中文。

熱鬧的間隙里，居民樓逐漸安靜下來。望京西園四區內，晚風吹過綠化帶，樹葉搖動起來。沙沙作響的矮木叢里立了一塊大石頭。大石頭背后，是高聳了近20年的公寓樓群，樓內，韓國住戶來來去去，一如這更迭變換的時代。夜色中，望京的燈火漸次熄滅，無論這群韓國人最后的落腳點在哪兒，他們都帶著石頭上刻下的心愿，那是一個大寫的中國字——“家”。